思享｜王若磊：革命政党体制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

来源

《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原标题为《革命党政体制的形成及其逻辑：当代中国治理体制的制度渊源》

作者简介

# 王若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法学博士。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代表著作有《政治问责论》《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治与国家治理、党内法规与监察法治、法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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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党政体制是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渊源。“革命党政体制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既是建党百年值得回溯的重大问题，又是理解当代中国治理体制的基础。一国体制往往是被自身历史进程塑造的。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曾尝试过多种制度，唯有在与失败的对比中才能理解革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其成功在于它匹配了当时中国彻底解体的社会秩序结构和农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政党领导、深入基层、组织严密、有效动员的政党与人民高度融合、双向互构的“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体制。它再造了国家结构、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重建了中国社会的基盘。

缘  起

当代中国体制有其独特的体系架构和治理模式，它建基于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革命党政体制之上，后者构成了其重要的制度渊源，塑造了其根本的运转逻辑。那么，这套革命党政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它是理解当代中国党政治理范式的基础。而这一问题本身即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其形成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是被近代中国革命进程所塑造的。近代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曾经历过无数制度尝试但都未能成功，最终在这套体制推动下才结束了持续百年的动荡与分裂、迎来了革命胜利。那么，革命党政体制是如何建构的，它在近代中国革命历程中如何一步步被塑造，为何最终走向这一体制、形成这种体系架构和运转形式？建党百年，总结正当其时。回溯这一过程，梳理革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既有助于认识革命胜利这一建党百年第一个重大成就的核心制度基础，也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运转逻辑。

对体制的认知不能脱离其历史进程和历史情境，静态断面的分析往往是空洞的。我们必须“转身回去”，回到真实的历史过程和场景之中，才能理解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那样一种形态，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理解其是如何被形塑的。

吕思勉：《中国大历史》，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

学术界有时常抱着某几种既定的模式和标准、以静态的眼光外在地分析甚至生硬地比附。然而体制形成的过程是真实的，它是被“过去的社会现实”一步步塑造内生演化的结果，是在“实践”面前不断碰壁、一次次失败后被打磨成这样的；体制也在不断调适自己以适应“现实”，否则无法赢得革命胜利。

本文将站在这一立场去展示革命党政体制形成过程背后的历史逻辑。它或是社会科学首先应采取的态度，首先是历史性的描述的（historical descriptiveness），是真实的而非虚构的。因此，本文将采取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说对其认知要回到真实的历史过程，回到起点而非站在终点，顺着历史的进程去梳理它的来龙去脉；加上社会学的方法，则是指它又并非单纯历史事件的罗列和堆砌，而是结构性的，是指这一历史进程是被一定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塑造的，它们作为约束条件在互构中影响了历史走向和体制形态，并非偶然。本文意在挖掘这一进程的历史社会逻辑。因此，文章将分为五个部分，缘起交代之后首先是回溯近代中国革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其次是展示这套体制的社会结构基础及其制度形态，最后对其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分析和探讨，并以几点简短的评论结尾。

一、革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

对体制的认知不能脱离其历史进程和历史情境，革命党政体制也是被自身历史塑造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发，面对西方冲击和自身危机，最终走向一个百年颠沛的“革命时代”。在这一救亡图存、寻求富强的革命进程中，面对艰巨复杂的革命形势和交织缠绕的革命任务，必须寻找到恰当的革命道路与革命组织形式。近代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场“寻路”之旅，经历了大量的试错和失败，才找到了适宜的制度形态，契合了中国的革命任务、历史现实和社会结构，最终赢得了革命胜利。唯有在与失败的对比中方能理解革命党政体制形成背后的历史逻辑。

这一体制探索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波。第一波是传统内的制度变革。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冲击，痛定思痛，在士大夫推动下开始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传统中国士人虽有其依附性和软弱性，但饱读儒家经典、信奉仁义礼智的他们，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领袖和中枢，每到民族危亡的重大危机时刻，其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气节、风骨和担当便显露出来。此次面对中西碰撞下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和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失败亦是如此。起初，初次接触西方、刚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士相们认为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砸开了我们的国门，天朝上国只是“技不如人”，由此开启了洋务运动。然而器物层面的学习掣肘过多、举步维艰。特别是在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及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两次胜利的刺激下更多国人幡然醒悟，发现器物只是表象，是制度间的差异造成了器物之不同，由此开始学习西方制度。然而，一方面由于天朝上国心态作祟，认为祖宗之法根本制度不可改弦更张，一方面受晚清统治集团统治利益之阻挠，制度变革只作了些表面文章。因此虽尝试君主立宪、代议制度，然而传统帝制内的立宪必然走向失败。

第二波为推翻帝制后效仿西方建立共和。帝制立宪之失败不仅因为立宪是假，更关键地在于其不够彻底。时人逐渐发现，中国之积贫积弱、备受凌辱是传统宪制本身的问题，它是走向富强和现代化的根本束缚，因此必须将其彻底推翻。由此一举爆发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了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等。然而民国一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西方制度移植终又落得一场“空泛的噩梦”，不仅国家没能走向富强和现代，反而加剧了内外危机，中国进一步分裂、帝国主义进一步凌辱，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崩溃。很早就参加同盟会开始革命之旅的林伯渠在回忆当时的情境时也谈到，“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转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

第三波是学习苏联建党模式推进革命。移植西方制度的民国沦为军阀势力的“角力场”，共和革命落得一地鸡毛；而西方列强这些“老师”的欺辱更有增无减，彻底让国人认清了何为“帝国主义”。二者叠加走向了对西方体制的“幻灭”，又开始探寻新的道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毛泽东也曾说过，“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我们活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事实上，这一失败至少有两方面更关键的原因：一是近代中国危机太过深重，革命任务极端困难复杂、国家彻底崩溃解体，革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坚力量”。而在国家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局面下，民主和多党制度只会加剧分化，有限的革命果实也总会被窃取；一是社会层面贫困衰败，广大人民备受欺压，社会凋敝、积重难返，仅上层革命变更政体改变不了社会面貌和根本问题，国家依然如故，百姓依旧民不聊生。因此，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解决”、“彻底的改造”。

正好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同时针对这两个面向：一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它看得更深、更远、更透。政治革命只是表象，解决表面权力更替问题，但并未改变制度背后更为深刻的经济社会压迫和不平等。人们恍然“觉悟”，五四运动追求的“德先生”不是纸面的权利，而是真正的“解放”。谋求受难者的翻身、庶民的福祉和彻底的解决才是革命的真义，因此必须从政治革命深入到“改造社会”这一更为宏大的场景之中；一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第一次变为现实，不仅由于其社会理想的优越性，更在于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使其变为现实。革命不仅要有理想，还要有实现机制。列宁组建起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纪律化、强有力的政党，使之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才推翻了沙俄帝制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个“中坚力量”的领导和“强有力”的行动，革命不可能成功。

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开始学习苏俄方式去推动革命。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也出于同一考虑。其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长期领导者，数十载革命到头来一事无成，有着切肤之痛，更深感如此。在孙中山看来，没有“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是中国革命党很大的教训”。

《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他多次谈及俄国革命，认为“中国革命六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因此他直言，“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胡绳主编：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第四波是政党体制不断下探，最终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政党领导、深入基层、组织严密、有效动员的“革命党政体制”。建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光有中坚力量也不足以赢得革命。第三波单纯模仿苏俄模式的革命体制和方式也失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依旧失去了政权，早期共产党也在工人暴动和城市武装斗争中屡屡碰壁、多次险些断送革命前途。

这是一场在中国土地上的革命，就必须“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国情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它是真实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约束着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和组织形态。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有两个关键的“国情”不同于苏俄，也不同于西方。一是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俄国革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革命”与“建国”一体实现，它是一个“一下子”或“一锤子”革命。当时俄国社会并未彻底解体，社会原有组织形态依然发挥作用，而其整个国家经济社会主要力量集中于首都，因此它可以通过一场由核心力量领导的“政变”式的暴力革命一夜之间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而中国的经济政治重心较之俄国更加分散，革命之时传统中国的组织形式也已解体，因此既需要更大规模的组织，也需要彻底的社会重建。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还需经由长期组织来唤醒民众、汲取革命力量。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国革命既不可能只停留在上层，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依靠几次暴动就解决问题，而是必须要深入基层、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通过重新组织社会来推进革命。

二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基层社会”在农村，而非城市。革命要组织基层并动员最广大的力量。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个群体和力量在城市。那时资本主义在西欧已有长期发展，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了社会主要力量，城市已是经济社会的重心。即便在俄国，重工业也已出现了重大发展，开始集中在大城市了。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

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

所以在欧洲可以进行工人罢工、城市暴动，但它在中国行不通，这是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决定的。近代中国依旧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据了大多数。有学者做过统计，传统中国80%是农民。1928年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中小型轻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即便到1949年建国前，工业产值也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五，产业工人数量不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一。近代中国20000多个工厂，只有363个依靠机械动力。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因此，实际上近代中国革命的第三波制度探索又一次在中国的社会现实面前“碰壁”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就体制视角而言，国民党没有去深入基层，而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找对”基层。面对中国的革命形势，革命者除了组织自身，还必须去组织基层农村社会。这时，农村才从边缘走到革命的中心位置，农村秩序才被纳入革命视野。列宁明确说过：“你们面临的是全世界共产党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博古在延安时期也反思过，他说先前“对于马列主义的著作，只觉得其精深博大，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对于苏联革命斗争的经验，由于革命成功的经验证明，亦觉得是传之万世不可或易的真理。就以为熟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结论，记得联共的策略公式，就会使中国革命成功了”。

在经由传统内制度变革、移植西方制度、模仿苏俄革命模式的探索一一失败后，近代中国才找到了革命“正确的打开方式”，逐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并不断下探、厚植基层组织，建构起了一套政党领导、深入基层、组织严密、有效动员的革命党政体制，以此来整合社会、汲取力量、推进革命。

二、革命党政体制的社会结构基础及其制度形态

通过上述历史进程的回溯和梳理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革命党政体制的。近代中国面对艰巨复杂的革命任务和强大的革命敌人，需要寻找到正确的革命组织形态，而后者必须匹配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社会结构。之前的失败正是忽略了这一根本问题。在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中，有两个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影响了革命的组织形式，一是社会秩序结构，一是社会阶层结构，前者决定了必须“组织起来”，后者决定了“去组织哪里”，它们奠定了革命党政体制的制度逻辑基础。

首先，就社会秩序的整体性结构而言，近代中国根本的社会状况是全面崩溃、彻底解体和系统性失败。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外敌入侵和王朝崩溃，但近代这次危机有根本不同，它是一次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崩溃和整体性的文明危机，进而引发了结构性失序。传统中国依靠皇帝官僚制、乡绅自治、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整合起来，

金观涛、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但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秩序逻辑整体性崩溃，从政治制度到社会组织方式，再到形成这一切的观念系统无不如此，原本以这三个维度维系的传统社会随之崩塌。典型的即是联动这三者作为传统制度中枢的科举制的废除。这是一场彻底的“礼崩乐坏”和结构性失序。在此基础上，经由长期内战和外部侵略，国家解体得更为彻底，真正变成“一盘散沙”。这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任务是重新把中国组织和整合起来。

其次，就社会经济和阶层结构而言中国依旧是乡村社会，农民是社会主体。如前所述，不同于西方，中国的基层在农村，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在这个彻底解体崩溃的国家去组织基层社会，就必须去组织农村和农民。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传统中国备受压迫的最大群体，在中国土地上的革命其根本就是要使他们“翻身”得到解放；而同时，作为最大多数的群体，他们是革命最可依靠也是最大的力量。

因此，这样的革命任务和社会结构要求必须去“组织一切”———革命者要不断组织自身，也不断组织农村社会，以此将国家重新整合起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汲取力量、赢得支持。革命的机制就是“组织”。正如列宁所言，“我们的战斗方式是组织，我们必须组织每一件事”。

[美]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毛泽东早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反复强调要“组织起来”，“十四件大事”中的第一件即“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他在延安时期又专门发表过一次讲话，题目就是“组织起来”，要求把“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组织起来，明确“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亨廷顿在其研究现代革命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以“谁能组织政治，谁就掌握未来”一句结尾，道出了革命政治的“真谛”。

彻底解体的社会要求形成整合性力量去领导革命并组织基层，而农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要求将基层组织铺设到农村并通过动员组织农民赢得革命力量。因此，在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革命党政体制，基于有效组织的要求主要包含了三重关键的制度维度：

一是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在解体的社会对内推翻专制、对外抵抗侵略，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形成领导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多数后发国家大都面临类似革命局面，因此也都产生了这样一个现代意义的革命政党。第一，它具有普遍代表性和公义性，以引领革命方向。后发国家的革命党并非西方意义上的部分利益代表党，它代表和争取的首先是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如保全国家、反对专制、抵抗侵略，以及进一步的国家建构和现代化等。其革命首先是一场整体性革命，追求的是超越国内部分阶层部分利益之上的民族整体利益。因此其领导党具有普遍性和公义性，既不同于西方政党，也不同于传统政治中那些依靠庇护关系联结起来的小政治团体。第二，它具有行动力和领导力，来凝聚革命力量。革命不是抽象的，更不是松散的，而是真实的，要落实为具体行动。广大而空泛的社会和大众不可能直接行动，列宁组建的党就是“用一个有意识地创立、建构和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代替了一个无定形的社会阶级”。革命行动必须有所依靠，才能结成行动力量；革命者必须组织自身，才能领导革命。建国后梁漱溟在反思自己乡村建设的失败时就谈到，他一直试图“改造社会”，却“没有任何依靠”，“临末了自己今天却是不在任何团体组织的一个”，“做梦时是一个人，梦醒时还是一个人”。这也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原因。

二是铺设一套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对于俄国甚至其他后发革命国家，中国解体得更为彻底，因此除要打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党外，还必须深入基层，把崩溃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它既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也是推进革命的力量源泉。而这是国民党虽模仿苏联建党但依旧失败的体制性原因。国民党进行了改组，但其上层派系林立，并未形成真正统一的领导力量，更根本的是在组织结构上它是一个“泥足巨人”，“头重脚轻”，

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上层有党、基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在最需要组织的基层反而最为空虚。

正相反，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近代中国这一根本的社会结构性特征，组织力量不断下沉，建立了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借助严密的组织形式把广大农村地区整合起来，成功替代了传统中国的组织形态。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向下根植、渗透，将基层组织分解为最小单元、延伸到群众身边，“一竿子插到底”，呈现高度组织化、细密化、集约化的特点，使基层组织像“绘画绣花”般铺设在农村地区和农民周围。

三是形成一套灵活有效的动员体制。组织基层的延伸下探不仅要铺设网络，还要使其能够有效传导、发生“化学反应”，这就需要去“动员联系”群众。而旧中国彻底分散的小农备受压迫但并非先知先觉，习惯于隔岸观火，甚至为自身利益也少有抗争，因而还须通过动员去“唤醒”和“改造”农民，将其“发动”起来才能形成革命力量。在网状的基层体系上依靠这套灵活有效的动员体制最终真正把民众组织起来，使其凝聚在政权周围。

由这三个维度构成的革命党政体制最典型的表现是“革命根据地体制”。它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纪律严明的党，在根据地范围内领导革命；在此过程中，党又不断地将组织力量下沉，如在地方上建立党支部、苏维埃、赤卫队、农会、合作化社等，打造一套与上层党组织呼应的集约化基层组织体系；进而又采取大量行之有效的动员形式，如劳动竞赛、卫生运动、扫盲学习、大生产运动等，把群众与基层组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根据地，党、政、军、地、人深度融合、高度统一，本质上是将党与人民连在一起，人民政权、人民战争、人民运动是典型形式。

由此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党政体制，它上层有权威高效的领导力量，又不断下探延伸，铺设了严密的基层网络并进行有效组织动员，建构了一个体制内上下联动、体制内外同样密切联系的高度一体化、组织化、纪律化、结构化的政权与人民一体的革命组织形态。在近代中国革命中这套革命党政体制发挥了提供领导力量、整合基层社会、动员人民大众、获取革命支持四大功能，也由此契合了那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小农中国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结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这一模式在苏区奠定时，之后虽历经曲折，但终究会回到这条道路上，也必然会以此方式走向革命胜利。

三、革命党政体制的实质

——“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

在模仿苏俄模式的基础上，由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塑造的革命党政体制，它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政党—国家—人民”关系模式。所以有学者指出“西方政治学家的分类”对其“无法充分解释”。

[美]戴维·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

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不少学者将其称之为“党国体制”或“党治国家”，但这一描述仅勾勒了其表面形态，并未揭示出这种模式中在政党和国家体制覆盖下党与人民高度统一的实质。同时，它也并不同于国民党的“训政”模式。“训政”意在训练、协助人民行使政权，暗含人民不成熟的状态。但在革命党政体制中人民是自足和能动的，它与政权相互塑造。再次，它也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极权体制”。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极权体制中没有个人自主的空间，是纯粹自上而下的监控和压制，而革命党政体制是政党与人民高度互动、双向互构的一统体系。

斯考切波提炼的“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或许是对中国革命党政体制一个较为恰当的概括。在这一模式中，政党置于国家之前，是一个具有公义性质的代表民族整体利益的领导型政党，但其依旧与人民高度一体、双向互构与嵌入，它既引领、动员大众，大众也经由这一过程深度参与整个体制，去塑造政党的领导方向与根基。它是一个将政党与基层、政权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化、结构化但又动态能动、充分互动的体制。

就其特点而言，第一，它更为集权。其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为中坚力量和领导力量，去引领和实现艰巨的革命任务，再以之为顶点向下铺设完整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通过组织动员体制将人民凝结在党周围，形成一体化结构。其基层体制的组织性同样根源于上层党政体系的组织能力和纪律要求。第二，它更为深入。除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坚力量外，它还不断向基层延伸扩散，如神经网络一般散开遍布整个政权范围、渗透到一线，甚至触及到每个民众身边，使其有所感觉。相对于传统体制它更为深入，“政权的权限和影响拓展到史无前例的范围”。第三，它更为大众。它并非与民众疏离的传统体制，也非等级森严和单向压制的极权体制，其本质是大众化、能动的。它通过这套组织动员体系广泛联系人民并与其融为一体，能够充分接收人民讯息、回应人民诉求、不断调适自身。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人民革命动员体制。在这个体系中，党和人民相互塑造、“直接联系”。一方面党领导人民，去渗透并改造基层结构，也发动人民、唤醒人民；另一方面，人民不断地参与、反馈，并让革命在人民中汲取力量、获得支持。这时人民与党是高度“辩证统一”的关系。在这个结构性体系中，党既在“人民—社会”之上，又在“人民—社会”之中：党领导人民、组织人民、动员人民，但它和人民是一体的，其领导方向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也需要动员后的人民的支持。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套体制在此意义上成为了党和人民之间的“传送带”，也由此建立了真正的“鱼水”关系，形成了决定性的支持力量。

因此，这一体制既有特殊性，但也具一般性。相对于西方政党和苏俄革命体制它有特殊性，但由于后发革命国家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又具一般性，都包含了党的领导、基层组织、社会动员的维度，因而具有“原型意义”。当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分散，革命周期更长，在此过程中进一步锤炼了组织能力，所以基层组织动员更到位，体制更深入、更成熟，革命也就更成功。

在近代中国革命历程中，通过这一体制实际上“再造了国家结构”，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重构了中国社会的“格式”。相对于传统社会依靠皇权、士绅、伦理和宗法制度的“松散关联式”社会整合结构，经过漫长革命建立起的新式“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它在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的领导下建构了一套更加深入基层、更为直接严密但互动性和回应性更强的“正式组织化”机制。这一党政体系“以过去从未有过的规模深入中国社会”，它以一种现代的组织方式重建了中国社会的“基盘”。

结  语

最后作五点简要的小结和评论。第一，革命党政体制是在历史中一步步形成的，它是被自身历史所塑造的，不能脱离语境抽象地谈论。事实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曾有过无数次体制尝试，包括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以及苏联革命体制等，但都一一失败了，唯有在与失败的对比中才能理解中国革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及其功能价值。而它，又构成了当代中国体制重要的制度渊源，塑造着当下治理体系的主体架构和运转方式。

第二，这套革命党政体制在中国近代革命进程中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适应了革命任务和形势的需要，契合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因此，对于体制的认知与评价同样不能跳出一国的“社会状况”。明显地，相同体制在不同国家的运转状况往往不同，背后是历史社会结构的差异。

第三，任何制度均不能僵化，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如多年后一个社会可能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社会，从农村占主导转向城市比重更大，农民不再占社会多数而是城市中下层或中产阶级占多数等，体制架构和行动方式也应随之调适。当然此时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依旧是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

第四，革命党政体制其组织运转的经验仍具指导意义，特别是在艰苦斗争、生死存亡环境不再紧迫而体制可能出现懈怠之时。在革命党政体制推动下能够赢得近代中国革命胜利，是由于领导党具备公义性，能够坚守和推进民族整体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由于党能够深耕基层网络、不断下沉组织力量；是由于党能够直接联系人民、代表人民、根植于人民，与人民互构互动，能充分获取人民动态、及时回应人民诉求。

第五，这一视角与态度并非强调“存在即合理”而缺乏规范性和反思性。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党政体制的形成不单纯是仅切合中国实际的结果，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前提和方向，它发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阶级压迫的实质，才让近代中国革命有了全新的目标方向和根本的动力源泉。“中国化”强调历史社会结构，但单纯中国化的革命只会退回到传统中国的旧式农民起义上去，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就不会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强大的领导力量、严密的组织形态，更不会有社会的根本改造。当然，没有“中国化”、不符合中国国情，可能还会在工人暴动和城市起义中碰得头破血流，同样会断送革命前途。

在近代中国革命进程和社会结构塑造下形成的革命党政体制在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自然延续下来，构成了当代中国治理体制的主体框架和权力结构基础。当理解了这套政党领导、纪律严格、组织严密、下沉基层、与人民一体的革命党政体制其建构的历史社会逻辑，也就理解了当代中国党政治理模式的体系架构与运转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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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林淑萍 吴少华